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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供给与经济增长匹配

金融供给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金融供给作为经济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对经济增长起着重要的支持和推动作用。它为经济体提供资金、信贷、保险等多种金融产品和服务,促进资源的配置和投资的实施,从而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

金融供给通过提供资金,为企业和个人提供了充足的流动性。这使得企业能够扩大生产规模、增加就业机会,从而刺激经济增长。个人也可以通过借贷来购买住房、汽车等大宗消费品,进一步拉动经济的发展。

金融供给为经济体提供了丰富的信贷渠道。通过向企业和个人提供贷款,金融机构促进了投资和消费的进行。企业可以借助贷款扩大生产、引进新技术,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进而推动经济增长。而个人则可以通过贷款实现个人消费与投资,进一步促进经济的发展。

金融供给还通过提供保险等金融产品,降低各类风险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保险为企业和个人提供一种有效的风险分担机制,减少了投资和消费过程中的不确定性。这为投资者提供了更大的安全感,促使他们更加愿意进行投资和消费,进而促进经济的增长。

金融供给通过提供金融市场,提高了资源配置的效率。金融市场作为资金和投资者之间的桥梁,可以使得投资者将资金投向最具生产力和潜力的领域。这有利于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加快经济的发展速度。

金融供给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金融供给为经济体提供了资金、信贷、保险等多种金融产品和服务,促进了资源的配置和投资的实施,从而推动了经济的稳定增长。合理丰富的金融供给是实现经济增长的重要条件之一。

金融供给与经济增长匹配

我国经济增速自2010年以来波动下行,持续时间已有5年多,经济运行呈现出不同以往的态势和特点。供给和需求不平衡、不协调的矛盾和问题日益凸显,突出表现为供给侧对需求侧变化的适应性调整明显滞后。这就需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加快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用改革的办法矫正供需结构错配和要素配置扭曲,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促进要素流动和优化配置,实现更高水平的供需平衡。

为什么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需求结构已发生明显变化。一是“住”“行”主导的需求结构发生阶段性变化。2013年我国城镇常住人口户均达到1套房,2014年每千人汽车拥有量超过100辆。根据国际经验,这个阶段“住”“行”的市场需求会发生明显变化。2013年后,我国新开工房屋面积、住房销售面积先后出现负增长,汽车销售进入低增长阶段。二是需求结构加快转型升级。随着收入水平提高和中等收入群体扩大,居民对产品品质、质量和性能的要求明显提高,多样化、个性化、高端化需求与日俱增。三是服务需求在消费需求中的占比明显提高。随着恩格尔系数持续下降、居民受教育水平普遍提高和人口老龄化加快,旅游、养老、教育、医疗等服务需求快速增长。四是产业价值链提升对研发、设计、标准、供应链管理、营销网络、物流配送等生产性服务提出了更高要求。

供给侧明显不适应需求结构的变化。一是无效和低端供给过多。一些传统产业产能严重过剩,产能利用率偏低。2015年钢铁产量出现自2000年以来的首次下降,水泥产量出现自1990年以来的首次负增长。二是有效和中高端供给不足。供给侧调整明显滞后于需求结构升级,居民对高品质商品和服务的需求难以得到满足,出现到境外大量采购日常用品的现象,造成国内消费需求外流。三是体制机制束缚了供给结构调整。受传统体制机制约束等影响,供给侧调整表现出明显的黏性和迟滞,生产要素难以从无效需求领域向有效需求领域、从低端领域向中高端领域配置,新产品和新服务的供给潜力没有得到释放。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供需结构再平衡的内在要求。供需结构错配是我国当前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主要表现为过剩产能处置缓慢,多样化、个性化、高端化需求难以得到满足,供给侧结构调整受到体制机制制约。需求管理政策重在解决总量问题,注重短期调控,难以从根本上解决供需结构性矛盾,也难以从根本上扭转经济潜在产出水平下行趋势。当前,只有加快出清过剩产能,处置“僵尸企业”,推进资产重组,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服务业,建立有利于供给侧结构调整的体制机制,才能实现更高水平的供需平衡,增强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内生动力。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国际背景

全球低增长困境的症结在于结构性改革迟缓。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后,美国、欧盟、日本等主要经济体都采取了史无前例的量化宽松政策,通过直接购买资产和债券、降低利率甚至实行零利率或负利率等方式,大规模增加市场流动性,提振市场信心。但从实际效果看,全球经济复苏迟缓,市场需求持续低迷,大宗商品价格大幅回落,主要经济体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放缓。可见,单一的需求刺激并没有取得预期效果,需求管理的短期政策虽在抵御危机冲击上发挥了一定作用,但中长期结构性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增强经济增长动力还需要推进结构性改革。

国际分工格局重构对结构性改革提出紧迫要求。过去一个时期,欧美国家是主要的产成品消费市场,东亚国家是主要的生产基地,中东、拉美、非洲等地区是主要的能源原材料输出地。国际金融危机后,这种“大三角”分工格局悄然发生变化。欧美国家信贷消费模式难以持续,转向推进再工业化战略,一些高端制造业出现回流;能源原材料生产国迫于新能源技术快速发展的压力,着力延伸产业链,提高产品附加值;人力资源丰富的国家凭借劳动力低成本优势,抢占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国际市场。全球分工格局加快调整,跨境资本重新配置,各主要经济体都力求通过结构性调整提升分工位势,争取更有利的分工地位。

加快结构性改革是打造我国国际竞争新优势的关键。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我国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提高,国际竞争力明显增强。凭借低成本优势和较强的产业配套能力,我国在全球贸易中的地位迅速上升。但也要看到,随着我国要素成本逐步提高,传统比较优势逐步减弱,而新的竞争优势尚未形成,面临“前有围堵、后有追兵”的双重挤压态势。这就要求我国从供给侧发力,加快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培育建立在新比较优势基础上的竞争优势。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突出问题导向

着力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产能过剩、库存过大是无效和低端供给的集中表现。2015年底,我国钢铁产能利用率已降至70%左右,煤炭产能利用率还要更低一些,产能过剩问题十分突出;商品房待售面积达7.2亿平方米,创下历史新高,尤其是三四线城市库存压力很大。过剩产能和积压的库存沉淀了大量的厂房、土地、设备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使得要素无法从过剩领域流到有市场需求的领域、从低效率领域流到高效率领域,降低了资源配置效率。去产能、去库存是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提高经济运行效率的根本举措。

着力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有效和中高端供给不足是导致国内消费外流、消费潜力难以释放等问题的主要原因。2015年我国居民出境超过1.2亿人次,境外消费达到1.5万亿元人民币,其中至少一半用于购物,而且购买的商品层次呈下移态势,从以往的高档奢侈品转向性价比高的日用消费品。这反映了我国供给体系和产品品质明显不适应市场需求变化,不适应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要求。必须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供给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升有效供给能力。

着力推进体制机制改革。当前,行业准入限制阻碍了生产要素在行业间和行业内的自由流动;“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增大了民营企业进入障碍;金融市场不完善,降低了资金配置效率;市场诚信体系不健全、消费者权益得不到充分保护,致使消费者“用脚投票”,转向境外消费市场;知识产权保护不力,抑制了企业技术创新潜力的释放。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可以打通要素流动和再配置的通道,使生产要素从无效需求流向有效需求领域、从低端领域流向中高端领域,进而提高要素配置效率。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仍要做好需求管理

供给和需求是宏观经济管理的两个方面。供给和需求是对立统一的,保持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动态平衡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条件。供需不平衡、不协调、不匹配,会导致资源错配和结构扭曲,影响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不意味着放弃需求管理。需求管理重在短期调控,重在引导市场预期。在国际金融市场动荡不定、国内面临经济下行压力的背景下,做好需求管理可以改善市场预期,增强人们对经济的信心,避免经济下行与市场悲观预期形成相互循环的放大效应。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离不开需求管理的配合。充分发挥需求管理的“稳定器”作用,可以避免经济增速短期快速下行激化各种矛盾和潜在风险,避免增大改革的难度和成本。当前,要把握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时间窗口,根据改革的总体部署、时序安排和推进节奏,拿捏好需求管理的尺度,营造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为改革有序推进创造条件。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能发挥提振需求的作用。当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任务是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最终落脚点是实现更高水平的供需平衡。房地产“去库存”政策中的保障房货币化,在棚户区改造中以货币化形式鼓励搬迁住户购买存量房以及降低商品房首付比例等,在去库存的同时将拉动装修和家电等相关消费。“补短板”可以通过对贫困地区和农村地区增加投入、改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等来带动投资和消费需求增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还可以通过产品和服务创新提高产品品质和质量,吸引和创造更多的国内外需求。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立足当前、着眼长远

从化解当前突出矛盾入手。当前的产能过剩矛盾十分突出,部分行业出现周期性过剩和绝对性过剩的相互叠加,产品供给远大于需求,使得工业品价格持续回落,企业利润大幅下降,企业亏损面不断扩大。与此三四线城市和部分二线城市商品房库存规模偏大的问题尤为突出,需要较长的消化周期。通过“去产能”,逐步化解工业领域的过剩产能,促进企业优胜劣汰,有利于工业品价格合理回归,扭转企业整体利润下滑的局面。通过“去库存”,减少资金无效占用,降低债务违约风险,保持房地产市场稳定,可以发挥房地产业体量大、关联度高、带动力强的作用,避免经济运行出现大的波动。

着力防范和化解风险。当前,我国企业的债务水平相对较高,特别是重化工和房地产领域债务高企,资金链紧张,违约风险上升。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方面可以通过处置“僵尸企业”和不良债务,加快资产重组,提高资产收益率,改善资产质量,避免潜在风险的积累;另一方面可以通过“降成本”,减轻企业负担,改善企业财务状况和偿债能力,降低银行贷款不良率上升的压力,引导资金更好地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增强实体企业的活力,提高国民经济整体效益。

重塑中长期增长动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仅要做好“减法”,还要做好“加法”“乘法”和“除法”。做加法,就是要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培育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生物医药、高端装备、智能制造和机器人等新兴产业,使新增长点汇聚成强大的增长动力。做乘法,就是要转向创新驱动,加大研发投入力度,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完善科技成果转化的激励机制,提高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做除法,就是要提高单位要素投入的产出率,通过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加强职业技术教育,提高劳动者技能和在劳动力市场的竞争能力,提高劳动生产率;通过能源资源价格形成机制改革,引入市场化交易机制,提高能源资源利用效率,增强经济的可持续增长能力。

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适应和引领新常态的战略行动,为新常态下“怎么干”指明了方向。我们要深入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以五大政策支柱为依托,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着力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实现“十三五”良好开局,保持中高速增长,迈向中高端水平,努力实现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

优化实体经济金融服务供给

金融发展的根基是实体经济。当前我国经济运行虽然总体平稳,但实体经济面临不少挑战。由于金融扶持不够,实体经济特别是小微企业仍然融资贵、融资难等问题长期未能得到有效解决,这凸显了当下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水平、强健实体经济的紧迫性。做好当前经济工作,就必须把这种局面扭转过来,加大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让金融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分析起来,金融具有优化资产配置、强化风险管理、发现市场价格等功能,可以成为创新创业活动的发动机、产业升级的助推器、参与全球竞争与合作的黏合剂。但如果金融过度膨胀甚至脱离实体经济自我循环,就有可能产生泡沫,挤压实体经济发展空间,乃至引发危机。此次国际金融危机就是典型事例,其真正原因就是世界性的实体经济与金融投向的结构性失衡。

当前,我国金融业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其与实体经济发展总体适应,但也存在不匹配和不协调的问题。虽然我国是世界上储蓄率最高的国家之一,资金供给比较充裕,但在微观上,一些银行机构只看眼前、不顾长远,仍在大肆拆入资金,借银行理财、信托投资的名义在金融圈里“空转”,大玩“钱生钱”的虚拟游戏,令原本流动性充裕的国内金融业深陷“缺钱”境地,更令很多实体企业严重“失血”。而实体经济经营困难,反过来又使金融部门不愿介入,由此形成恶性循环,对经济健康运行极为不利。进一步完善金融市场,构建组织多元、服务高效、监管审慎、风险可控的金融体系,让金融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具有战略意义。

让金融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首先要从促进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协调发展和良性循环的要求出发,努力盘活货币信贷存量,用好增量,提高使用效率。在这一过程中,须贯彻国家宏观调控政策、产业政策、区域经济政策等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真正解决金融当前时点突出服务什么样的实体经济问题。盘活的存量和增量贷款,要重点向在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中有重大影响和示范引导作用的行业倾斜,向化解过剩产能倾斜,向小微企业倾斜,向“三农”倾斜,向消费升级倾斜。

让金融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还要深入研究和推动金融及相关领域改革。在现有体制下,我国金融领域还存在一些突出问题和潜在风险。如,金融机构经营方式总体粗放,公司治理和风险管理仍存在不少问题,农村金融和中小金融机构发展相对滞后,金融监管能力有待提升等。针对上述问题,应加快推进金融体制改革。值得关注的是,前不久,金融机构贷款利率管制全面放开,金融机构与客户协商定价的空间进一步扩大,在客观上不仅有利于促进金融机构采取差异化的定价策略,降低企业融资成本,而且有利于金融机构不断转变经营模式,提升服务水平,更好地发挥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作用,更有力地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下一步,要健全国有金融资产管理体制,继续改善金融机构的公司治理;清除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各项金融管制,逐步放开金融市场的准入限制,加快利率市场化改革,推动信贷和保险市场的实质性竞争;应完善金融宏观调控机制,更多采用市场化的货币政策工具,减少对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活动不当的行政干预;可考虑建立和完善金融安全网,加快存款保险制度的推出,建立和规范市场化退出机制。

与此加强金融基础建设,优化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软环境也是题中应有之意。金融基础建设是金融正常运行、维护金融稳定、提供便捷高效金融服务的重要保障。金融基础建设主要包括法律法规、会计标准、征信体系、支付清算体系等。在当前的情况下,可根据金融发展规律和实际,针对当前金融投机和民间借贷无序发展等问题,进一步完善金融发展的制度框架和顶层设计;借鉴发达国家金融业的经验,积极建设金融机构总部和区域金融管理总部,进一步完善对商业银行、信托公司、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总部的管理和调控;加快制定存款保险、金融机构破产、信用评级以及征信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制定规范和引导民间借贷、打击非法金融活动的法规和制度。加快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努力营造鼓励脚踏实地、勤劳创业、实业致富的社会氛围,为金融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创造良好社会环境。

创新金融服务助力经济增长

1、金融能够提高投融资水平和效率

金融对区域经济发展有多两方面的促进作用:

一是可以增加要素总量,起到要素的集聚效应;

二是通过提高要素生产率,比如资本的生产效率,投融资效率等来促进经济发展。

2、金融能够促进技术进步,吸引优秀人才。

金融的本质是实现资本的优化配置,通过将资金配置到生产效率最高的项目中去,可以提高资本的边际生产率,同时提高技术进步率,进而促进经济增长。一个有效的金融体系将可以更好地分配资金,提高进步水平,进而促进经济增长。

扩展资料

金融发展规律

1、在一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中,金融上层结构的增长比国民产值及国民财富所表示的经济基础结构的增长更为迅速,因而金融相关比率(FIR)有提高的趋势。

2、一国金融相关比率的提高并不是永无止境的。一旦达到一定的发展阶段,特别是当FIR达到1~1.5之间时(西欧和北美20世纪初就达到了这一水平),该比率将趋于稳定。

3、经济欠发达国家的FIR比欧洲和北美国家要低得多。欠发达国家目前(指20世纪60年代)的FIR多在1和2/3之间,相当于美国和西欧在19世纪后半期就达到并超过的水平。

4、决定一国金融上层结构相对规模的主要因素是不同经济单位和不同经济集团之间储蓄与投资功能的分离程度。

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理论

1973年, 罗纳德·麦金农的《经济发展中的货币与资本》和E.S.肖的《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两本书的出版,标志着以发展中国家或地区为研究对象的金融发展理论的真正产生。罗纳德·麦金农和E.S.肖对金融和经济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金融发展提出了精辟的见解,他们提出的“金融抑制”(Financial Repression)和“金融深化”(Financial Deepening)理论在经济学界引起了强烈反响,被认为是发展经济学和货币金融理论的重大突破。许多发展中国家货币金融政策的制定及货币金融改革的实践都深受该理论的影响。 罗纳德·麦金农认为,由于发展中国家对金融活动有着种种限制,对利率和汇率进行严格管制,致使利率和汇率发生扭曲,不能真实准确地反映资金供求关系和外汇供求。在利率被认为被压低或出现通货膨胀,亦或两者都有的情况下,一方面,利率管制导致了信贷配额,降低了信贷资金的配置效率;

另一方面,货币持有者的实际收益往往很低甚至为负数,致使大量的微观经济主体不再通过持有现金、定活期存款、定期存款及储蓄存款等以货币形式进行内部积累,而转向以实物形式,其结果是银行储蓄资金进一步下降,媒介功能降低,投资减少,经济发展缓慢,该状况被罗纳德·麦金农称之为“金融抑制”。

这种金融抑制束缚了发展中国家的内部储蓄,加强了对国外资本的依赖。在罗纳德·麦金农提出的金融抑制论中,他对货币的定义是混乱和矛盾的。他把货币定义为广义的货币M2,即不仅包括流通中的现金和活期存款,而且还包括定期存款和储蓄存款。但他在模型中又强调所谓的外在货币,即由政府发行的不兑现纸币,这样就排除了银行体系的各种存款,因而在同一货币理论中存在着两种相互冲突的货币定义。 E.S.肖认为,金融体制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相互推动和相互制约的关系。

一方面,健全的金融体制能够将储蓄资金有效地动员起来并引导到生产性投资上,从而促进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发展良好的经济同样也可通过国民收入的提高和经济活动主体对金融服务需求的增长来刺激金融业的发展,由此形成金融与经济发展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

E.S.肖指出金融深化一般表现为三个层次的动态发展,

一是金融增长,即金融规模不断扩大,该层次可以用指标M2/GNP或FIR来衡量;

二是金融工具、金融机构的不断优化;

三是金融市场机制或市场秩序的逐步健全,金融资源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得到优化配置。这三个层次的金融深化相互影响、互为因果关系。

根据罗纳德·麦金农和E.S.肖的研究分析,适当的金融改革能有效地促进经济的增长和发展,使金融深化与经济发展形成良性循环。为了更好的解释这种良性循环,罗纳德·麦金农提出了一种经过修正的哈罗德—多马模型。在修正后的模型中,罗纳德·麦金农抛弃了储蓄倾向为一常数的假设。他指出,在经济增长中,资产组合效应将对储蓄产生影响,因而储蓄倾向是可变的,它是经济增长率的函数。储蓄还受到持有货币的实际收益率等其他许多变量的影响。通过对哈罗德—多马增长模型的修正,罗纳德·麦金农分析对金融压制的解除,既可直接地通过储蓄倾向的提高来增加储蓄,从而增加投资,促进经济的增长,又可反过来通过经济的增长而进一步增加储蓄。实行金融改革,解除金融压制,是实现金融深化与经济发展良性循环的关键。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因素

促进经济增长的因素可分为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

内部因素主要有: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和有效使用;科学技术进步;劳动力数量的增长和素质的提高。

外部因素主要有:相对稳定的国内环境和国际环境;符合经济发展要求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宏观经济政策,包括财政政策、金融政策、产业政策、投资政策、人口政策等。

还可以从人力资源要素、资本要素、自然资源要素和技术水平要素来分析:

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包括:人力资源要素。其经济增长包括劳动力的数量和质量两个方面,从经济增长数量上来看,涉及可投人的劳动力人数.及劳动工时数。从经济增长质量方面看.涉及劳动力的受教育水平和劳动技能培训状况。

资本要素。即经济增长以往生产活动中积累的厂房、机器设备等物质资产。这些资产与劳动力结合起来可以为经济社会提供大量的产品和劳务,以满足经济增长人们的消费需求。同时许多资本品还是生产其他资本品的机器设备。从而提高经济增长生产的迁回程度,提高劳动生产率。

自然资源。其包括土地、石油、矿藏、森林、水力等资源.经济增长是整个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投人物,它是经济增长生产各种产品和劳务的必要投人品,当然对经济增长一国来说。它并不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投人,可以通过贸易方式从世界其他国家获得。

技术水平。技术的发展和变化,往往最终体现在劳动力技能提高经济增长以及各种资本品生产产品和劳务的效率上来。当前,发达国家的高经济增长,主要是建立在经济增长持续不断的发明和技术创新上。

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措施有:全面深化改革,完善社会主义现代经济体系;强化创新引领,加速转换经济增长核心动力;布局先导产业,培育世界级的先进产业集群;推进区域协调发展,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城市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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